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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年代的绿土 从沙石峪的梯田建设看生态治理
        2022年08月23日 11:34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2期 作者:王晓毅 张倩 字号
        2022年08月23日 11:34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2期 作者:王晓毅 张倩
        关键词:沙石;梯田;粮食;果树;种植;农民;提高;村民;收入;变化

        内容摘要:沙石峪的故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沙石峪的博物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观者。

        关键词:沙石;梯田;粮食;果树;种植;农民;提高;村民;收入;变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因其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而闻名。作为当代中国改造自然的典型,沙石峪人通过艰苦劳动,开辟了梯田,发展了林果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其事迹被作为“红色的叙事”流传,强调其“当代愚公”精神。但是在这样一个话语下,农民对改善生活的现实追求和在对自然进行大规模改造中的生态智慧却经常被忽视。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沙石峪,必然要尊重农民,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绿色。

          作者: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长期关注农村环境问题,对草原保护与牧区文化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发表有《气候变化与社会适应:基于内蒙古草原牧区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论著。Email: wangxiaoyi@cass.org.cn

          张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博士,研究兴趣为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社会学,主要聚焦于草原管理中社会生态系统、生态补偿和牧民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著有《草原管理“难缠问题”研究:环境社会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等。Email: zhangqian@cass.org.cn

         

          沙石峪因其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而闻名,被称为“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从20世纪50年代起,凭借人力开垦梯田,在一个多石少土的北方农村,创造了不亚于云南哈尼和广西龙脊的梯田景观。据说如果当年新华社记者东生的长篇通讯早点发表,沙石峪的名声可能会不亚于大寨(关于沙石峪的简介,可参看附录)。

          近年来,沙石峪的故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沙石峪的博物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唐山市委将其定为唐山“五种革命精神”之一。但是,回头看看沙石峪的经验,我们也许看到的不仅是战天斗地的红色精神,在其红色精神的背后,还有许多为人们所忽视的生活智慧。

          201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地理系魏麦思(Mats Widgren)教授希望我们陪他访问沙石峪,因为魏麦思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访问过沙石峪,并留下一些照片,作为人文地理学家,他想看看现在的沙石峪有什么变化。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村庄,40年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变化之迅速,是以往的变迁难以企及的。

          45年的变化: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地力资本

          2016年5月底,我们五人一行来到这个地处冀北燕山深处的村庄。一到村口,就看到一块写着“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石碑。沙石峪的第一亩耕地,就是当年沙石峪人一声吆喝一声锤,硬是将石头山雕刻成阶梯,从石头缝中取土,从外面带土,将青石板整平铺土成为梯田的。如果从地力资本的角度去理解沙石峪的发展之路,那么,这一亩地就是沙石峪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关键起点。石碑上这简单的14个字,凝结着老一辈村民无数的汗水泪水,也见证了沙石峪人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精神。

          表面来看,沙石峪改天换地的历史好像支持着“人定胜天”的梦想。凭着这股实干劲儿,沙石峪人再不用靠国家救济,一代接一代,愣是在光秃秃的荒山上垫出了1200亩梯田,用钢钎打下了16眼深水井,用铁锤凿出了254米长的隧道……但是,借着陪同魏麦思教授45年后回访此地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将眼光在时间的维度上拉长,重新审视那一段“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及其以后各阶段的发展政策与行动变化,从而发现沙石峪一直都是在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人的最大能动性,抓住市场机会,创造农业价值。在如今全球诸多地方都在上演土地退化的悲剧时,沙石峪的地力资本却在不断累积,成为少有的“逆行者”之一。

          根据魏麦思教授的定义,所谓“地力资本”,可以泛指覆盖在农业用地的所有投入。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开始耕种前对土地完成系统性的改变(如青石板路变梯田);二是在种植过程中的增量变化,以提高长期生产能力。沙石峪几乎所有的农地都经过了这样的变化,狼洼就是其中一例。对比1971年和2016年的狼洼在景观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标。经过调研,我们有两方面的收获:一是沙石峪地力资本能够得以维持,正是源于一种整体的生态系统观,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他们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只看地而不看山的问题;二是地力资本的使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相应调整,这也是沙石峪40多年的发展主线。

          魏麦思教授1971年拍摄的狼洼照片,最显眼的是山腰以下那些整齐的梯田。山腰以上种树,山脚有小块的平整耕地,是当年沙石峪老书记张贵顺制定的规划即“山上松树戴帽,山中果树穿腰,山下千亩千斤水浇地”的完美表达。如果对比解放前,这些照片中的狼洼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力资本在沙石峪人不畏艰难的奋斗中得以发生和增长。在沙石峪纪念馆有一张老照片,乱石林立的狼洼山顶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树,而且这棵树还是一棵假树,是村民抗日的信号树。1957年,村民在狼洼打了2700个果树坑,种上白龙苹果,从此以后,狼洼变成白龙洼。到20世纪70年代,山尖的松柏和山腰的果树已经初具规模,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时,老书记坚持因地制宜,没有将这些树木替换成农田。在访谈中,不止一位村民向我们强调,正是因为山上有树,没有被全部砍光,“现在下多大雨,流下来的都是清水”。在树木的保护下,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没有发生在沙石峪,付出无数汗水筑成的梯田,因此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利用。

          老书记对山顶、山中和山下的完整规划,是将山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山中和山下的梯田和水浇地,离不开山顶的植被保护。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有这样的认识和保持这样的规划,实属不易。据村民回忆,“沙石峪和大老峪在1956年成立高级社后,沙石峪种苹果,大老峪则搞石灰窑,那个来钱快”。老书记说,“我们栽十年树,你们烧十年窑,十年后再看。结果,我们在60年代可产干鲜果品20万斤,1962年我们就有车了,跃进牌汽车,大车可以往唐山拉苹果。”一个是种树保植被,一个是挖土破坏植被,结果是巨大的反差。

          2016年5月28日下午,我们一行来到狼洼,比较40多年来发生哪些变化,可以看到树比原来多多了。这与魏麦思教授的预期差距甚大。在访谈中,他多次问村民:你们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创造了梯田,现在却用来种树,不觉得是种浪费吗?为什么梯田用来种果树呢?果树可以直接种在山上,不用梯田啊?村民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原因。首先,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对更高收入的追求。随着20世纪80年代粮食产量得以增加以及市场经济改革,粮食问题解决了,而果树收入更高,因此土地承包后,大部分村民改变了种植结构。其次,梯田的使用也更加多样化,比如一些村民种植绿化树苗,不仅生长速度快,而且形态更好,一棵可以卖几十元。有村民在树苗较小时实施套种,树下也可以种一些粮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可以看到,沙石峪在投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建设成梯田后,并没有被其成果所束缚,而是根据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一直摸索前进,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收入。一位老者很精彩地总结了魏麦思教授的这次回访:“沙石峪和以前比较有很多变化,你这次回来,就像母亲看孩子,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你来过这个地方,并且亲眼看到过我们的情况。在改革前,我们组织起来,让沙石峪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富起来,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那时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设施还差很远呢!你照的相,是我们在战争年代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力量抚平了战争的创伤,在贫穷的基础上发展了一部分。如今我们在和平的年代,抓紧经济建设,改变旧模样,所以我们发生了变化。在四十五年里,我们长大了!”

          发展生产:生存的伦理

          对农民来说,生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沙石峪农民的改天换地,首先是人的生存需要。这里应该说是个不很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早年人们选择在这里居住,不是因为这里的富庶,而是因为这里的贫瘠。英国学者伊懋可在其《大象的退却》一书中,有一章题为“遵化人长寿之谜”,分析了遵化人口长寿的原因。除了气候、水的原因之外,可能广阔的土地和相对轻松的劳作是其重要因素。但是,沙石峪却与遵化的其他地方不同,缺水、缺土是这个地方贫困的重要原因。不过也正是其贫困,为动荡年代的逃难者提供了一块可以生存的空间。早年沙石峪的居民多是逃亡至此。对于逃亡者来说,贫困是庇护,贫瘠的山村不被重视,远离统治者,逃亡者能够在这里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获得了稳定的生产生活,他们不再需要贫困的庇护,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被激发出来。所以,就有了张贵顺找到县委书记,希望能够让沙石峪人从没有土的石头山上搬出来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要想找个地方搬迁,绝非易事。遵化地处华北与东北交界之处,进入清朝以后,这个地区不再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冲突的边界地区,移民日渐增加,有水有土、可以移居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县委书记并没有帮张贵顺实现搬迁的目的。

          不能移居的沙石峪人,只有靠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其生产条件。首先,是要找到水源。在记者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沙石峪村党支部领导群众艰苦奋斗十年间》长篇通讯(《人民日报》1962年6月27日)中,生动地记录了沙石峪人寻找水源的故事:

          沙石峪是个干山沟,“滴水贵如油”。一提起水,人们就像头顶烈日行走在茫茫的沙漠里。每天早晨,男男女女到大狼峪弄水,翻山越岭,往返十几里地。路上一不小心打翻了水桶,有人暗自流泪,有人号哭着要跳涧自尽。夜里,有人梦见下雨,拿着水桶往外跑,原来却是风在戏弄人!

          1951年春天,党号召组织起来,由穷变富。永泉大叔说:“没有水,咋个变法?没有水,咋组织也白搭!先请个风水先生来帮咱找水吧!”全村闹开了。风水先生请是不请?多数人赞成请,少数人坚决反对。一道难题摆在党支部面前:服从多数吧,明知行不通,还跟着人们闹迷信,岂不要犯错误?赞成少数吧,多数群众起不来,岂不是一事无成,寸步难行?难哪,难哪!当年跟敌人斗争,好像还没有这么复杂;再苦,群众也熬过来了。今天,“穷”山却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人不敢相信自己,而把希望寄托给神仙。风水先生究竟该不该请?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决定:请!年轻人一听瞪了眼:怎么,党支部还讲迷信?风水先生请来了。人们问他:“你这大年岁,弄啥饭吃呢?”他说:“饭好办,猪肉饺子就行。”“菜呢?”“嗨,菜更好办,炒点羊肉、鸡蛋,再弄点酒,也就过去了。”大伙一听,呆了。永泉大叔说:“好吧,大伙凑凑。只要能找到水,咱就养你的老,天天给你包饺子吃!”风水先生是个瘫子,走路不行,骑驴也不行。于是人们把八仙桌翻过来,找了八个壮汉子轮流抬着他;从山上游到山下,从这山游到那山,整整游了五天。最后,他手往东坡一指:“水在那儿!” 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群众打井了。年轻人嘀咕他:“呵,看他那股劲,好像水在下边等他哩!”其实,张贵顺满心想挖到的,恰恰不是水,而是比水更贵重、比水更需要的东西——群众的觉悟、由穷变富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一天又一天,人们在猜着,盼着:到底有没有水呀?谜,破了!大人、小孩奔走相告:“没有水!”人们围在一口死井旁边,相对无言。永泉大叔顿足一吼:“走,把风水先生拖来,埋到井里去!”张贵顺说:“埋他干啥?他是咱一天一块大洋请来的。”老人说:“怪我,怪我!说是四丈五见水,五丈深够用,可咱打了五丈八尺深,越打越干巴,连点潮气也没有呀!”他看看山一般高的石头堆,又望望手上的血泡,伤心地说:“咱没听支部的话,咱……咱对不起……”老人孩子似地哭了。秋天,县里来了个技术员。他风餐野宿,不辞劳苦,终于在山北找到了水源。永泉大叔含泪带笑地说:“小伙子,咱该留下那些猪肉白面,给你包饺子吃呀!”水的神秘之门被打开了。穷山沟里的人终于看见了一线希望。通过打井,支部既教育了多数群众必须破除迷信,又教育了少数积极分子怎样破除迷信。

          从此,在沙石峪,修水利比办任何事情都来得顺畅。几个冬天,几个春天,沙石峪人在坚如铁板的石山上,用炸药,用钢钎,用铁镐,凿成了四口水井,一个大蓄水池,十二个小蓄水池。

          水的问题解决以后,还面临着土地问题。耕地数量很少,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村耕地只有500亩;土地破碎化严重,所有土地几乎都是零散分布,难以耕作,且无法灌溉;土地贫瘠,土壤层很薄,难以蓄水保墒。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修建梯田。梯田的修建有数千年历史,是重要的水土保持系统,近期有学者发表的一篇关于梯田的综述文章,从全球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梯田的作用,认为梯田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增加土地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沙石峪的修建梯田,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土地的石山上开垦出新的农田。记者东生在上述的长篇通讯中生动地描述了沙石峪人开垦梯田的过程:

          天晴了,一切都筹划好了,工程才正式开始。人们把北山西半边石头撬开,垒起坝阶,整成梯田。可是,土只有三寸来深。接着,人们又把北山东半边石头撬开,从石头缝里搜出土,垫在西半边的梯田上。如今,半山梯田成行,半山石头如墙,难怪人说:“北山梯田是从别的山上捧来的。”沙石峪人有个习惯:一到农闲,大伙就琢磨有啥新点子好出。

          十年来,沙石峪人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埋头苦干,开荒三百多亩,使耕地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七百亩坡地改成了梯田,根本改变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土层由三、四寸加深到七、八寸;土质也越来越肥。

          村民李凤伍回忆当年开垦梯田的过程:

          合作化时有500亩,包干时有1200亩,没出名时修了一些梯田,出名后又修了一些,还是没出名时修的多。修这个梯田,我赶上了。精神的支持吧,放现在也弄不了。不让回家吃饭,(自己)带饭,很近。一天能干多少活?都是石头,也没有机械化。不容易。后面出名了,也能多修点,为啥不多修点呢?不好的地了,没条件开了。那边是石灰石,房后面是青石(居民委员会后面)。

          梯田的修建,首先使沙石峪的耕地总面积扩大了,新开垦的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原有的耕地面积。其次,耕地的质量得到了改善,原来碎片化的耕地连接起来,经过土地平整,便于灌溉和耕作。通过多方的努力,耕地的土层加厚,土壤的有机质得到提高。耕地质量提高,直接表现为粮食产量的提高。现在听到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每亩粮食产量超过了500斤,还有的说超过1000斤,这可能来源于人们记忆的不同,但是有两点是大多数人认可的。第一,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标准,即“过黄河,跨长江”,沙石峪的粮食亩产量已经稳定地实现了“过黄河”的目标。第二,土地严重贫瘠的沙石峪,粮食产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周边的一些平原地区。在开发梯田以后,这里的粮食生产不仅可以满足村民的需求,而且在许多年份可以上交国家一部分粮食。沙石峪从严重缺粮的村庄变成了粮食有盈余的村庄,这得益于灌溉与梯田的结合。

          生存的伦理还表现在沙石峪对提高收入的追求。20世纪60—70年代,吃饱饭不仅是沙石峪的问题,也是全中国面临的问题。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乡村提供足够的粮食,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对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强制将农村的粮食征集到城市,以保障城市和农村的粮食安全,更重要的是对粮食生产的强调,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以后,政府对粮食生产高度关注。为了保证粮食种植面积,其他经济作物种植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对经济作物和非农业发展的限制,以牺牲农民经济收入为代价,但其结果并没有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然而,沙石峪人却把增加收入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增加经济收入的第一个手段,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沙石峪所在的遵化,原本有种植水果的传统,沙石峪的山地也更加适合种植水果而非粮食作物。东生在其长篇通讯中,是这样描述沙石峪发展果树的:

          这样,三十多人的队伍又扩大到一百多。奋斗九十天,狼洼里出现了五千七百个果树按——三尺深三尺宽的坑。坑里填上土,栽上了苹果树。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卖钱。”树上的果子越结越多,群众的眼睛也就越来越亮了。如今,满山上下,果木成林,桃、杏、枣、核桃和苹果,大小约十万棵。当初在狼洼打按的时候,张贵顺曾经说:“果树中间一定要留下汽车道呀!”这句话后来被当成了笑料。果树开花了,人们想起这句话来,却真的满心在笑!老人们曾经说:“嗨,栽这些果树干啥?咱年岁老了,反正也吃不到!”第一年,桃树结了八十个果,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分配。第二天,全村老农被邀请来开会。张贵顺说:“今天的会没啥内容,就是请大家来吃桃子。”老人们轻轻抚摸着鲜嫩的桃子,就像抚摸着孙儿的小脸,有人眯着眼笑,有人流下快乐和感激的泪,有人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咱这辈子还能吃上这玩意!”1960年和1961年,沙石峪卖给国家各种干鲜果将近七万斤,共收入五万四千四百元,约占每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人们说:“这还只是个开头和零头呢!”

          李凤伍这样回忆沙石峪种植果树的历史:“53年入合作社,就开始在山上种。56年左右,种白龙苹果,狼洼变成白龙洼。80年就开始栽葡萄。83年包干后栽李子,放的苗子,给各家户。03年栽樱桃,也是放苗子给各户。镇党委出钱。”他的回忆也印证了东生的报道,种植水果一直是沙石峪所追求的,尽管在东生的通讯中将此表达为“绿化荒山,梯田变果园”的远大理想,但在李凤伍看来,最核心的是收入:“为啥种水果呢?我那时刚到大队时,就是大包干前,当兵回来后,把苹果拉到塘沽,两毛钱一斤,那时玉米还不到1毛呢!”

          村支书周国军也回忆当年的水果生产:“我们60年代可产干鲜果品20万斤。当时产量都上交了。高级社(时)和大老峪一起,大老峪(是)高级社。56年(我们)成立高级社。老书记在大老峪也种上果树了。(但)他们也扒了,他们搞石灰窑,那个来钱。老书记一看,不和他们一起了,就回来了。‘我们栽十年树,你们烧十年窑,十年后再看。’我们62年就有车了,跃进牌汽车,大车往唐山拉苹果。”不管是沙石峪种植果树还是大老峪建石灰窑,目的都是增加经济收入,而且沙石峪的老书记公开将此表达出来了。

          除了果树,非农业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特别是跑运输。按照村支书周国军的说法,集体化时期村里分成许多专业队,农业队从事农业生产,运输队跑运输,“当时沙村有10个生产单位,4个农业生产队,80年(种)葡萄,一个大葡萄队,82年葡萄,一个小葡萄队,大果树队、小果树队,还有个机务队。(机务队有)2个东风车,1个土机车、1个8轮铲土机,4个手扶拖拉机。”“青石板创高产了,吃饱肚子了,那时2元钱,有那么多队:农业队种地、林业队种果树,几万棵,树下种小麦,机运队搞运输,一体合算。实现粮果双发展。”在集体化时期,由于运力紧张,能够组织运输服务的,收入都比较高,但是一般乡村很难发展运输业,不仅因为这些乡村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汽车和拖拉机,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这些运输设备。且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下,农民不从事农业而去从事非农业,不仅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甚至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沙石峪的“红色”为沙石峪发展运输业提供了保护。按照周国军的话说,“有些村搞非农业是不行的。我们搞是一样的。(不能)光是喊口号。(我们)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很好。副业搞得好。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得干。有些政策,真执行或不执行各有利弊。”当时农村发展工副业是不允许的,沙石峪也面临同样问题,只是沙石峪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好,一方面在口头上也反对,但是实际上却在做。

          沙石峪同时开发利用其山地资源,提高粮食产量,大量种植果树,增加经济收入,同时开发非农产业,发展运输业。从所有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在沙石峪的“红色”话语背后,是农民的生存逻辑。农民要吃饭,就要打井、开垦梯田。要增加收入,就要种植果树和发展运输业。让村民引以为自豪的不仅仅是沙石峪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接待来自150多个国家外宾的参观访问,在全国成为知名的村庄,更因为沙石峪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战天斗地中,沙石峪人有了足够的粮食,从依靠国家返销粮到能够给国家提供粮食,依靠的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在有了充足粮食以后,沙石峪发展果树和运输业,农民的收入在当时也位居前列。集体化时期,改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是沙石峪农民最想实现的追求。即使在农村改革之初,沙石峪对解散集体和土地承包也曾有抵触情绪,但他们所诉诸的也不是红色话语,而是他们在集体化时期切切实实的生活改善。

          戴帽穿腰:绿色的实践

          美国学者朱迪丝·夏皮罗(Judith Shapiro)在对“农业学大寨”的描述中,认为过度的“一刀切”政策导致了中国农村环境的破坏。大寨因为其在灾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生产和生活而被树立为典型,被认为体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是,随着大寨被政治化,且将大寨模式作为“向荒山要粮、向湖泊要粮”的典型,因此出现了在不适宜的地区大量开垦梯田,导致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并因生态失衡引发山洪爆发和小气候变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夏皮罗的判断很难说不对,但是从沙石峪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他也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因为对于农民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大规模开发梯田,是为了生存需要。但要让开辟的梯田实现高产,就不得不遵守生态的规律。

          梯田是山地农业的典型耕作方式,水土保持是最重要的。在中国西南山地的梯田开发中,往往通过植树造林保持山地的水土。典型的如云南哈尼梯田。“哈尼梯田自上而下的景观结构,呈现出‘森林、村庄、梯田、河谷’四要素同构的垂直空间分布模式,是结构合理、功能完备、价值多样、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上方茂密的森林是哈尼梯田生态系统重要的水源地,形成无数的山泉、水潭、溪流,然后流入村庄和梯田,从而保障生活生产用水,形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水源体系;村民居住在气候温和、冬暖夏凉的山腰地带;而村子的下方开垦层层梯田,既便于引水灌溉稻田,又利于从村里运送人畜粪便施于田间。”梯田与森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森林为梯田提供了水资源;另一方面,森林的根系有助于保护水土。

          沙石峪在梯田开垦中,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提出了“山上松树戴帽,山中果树穿腰,山下千亩千斤水浇地”的要求。与西南山地的梯田不同,沙石峪年均降雨量不足800毫米,作物主要依靠灌溉,但是山顶“松树戴帽”仍然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因为山顶森林可以创造小气候,增加局部的湿润,同时可以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山腰适合种植果树,因为树有较长的根系,可以吸收更多水分,同时能够减少水土流失,一方面发挥生态效益,同时也给农民带来直接经济收入。

          在降雨量较低的地区,保水的意义非常重要。除了种植树木以外,沙石峪在修梯田的时候往往修成外高内低,外面的坝坎高一些,梯田表面从外向内有一点倾斜,这样便于保水,防止水土流失。

          在沙石峪梯田修建过程中,对自然是尊重的,没有因为其典型意义而形成浮夸,也没有形成如夏皮罗所说的“一刀切”的梯田。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尽管沙石峪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典型,但是从始至终,它修建梯田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第二,要使梯田真正发挥效益,必然要尊重自然。沙石峪的山顶“松树戴帽”,改变了沙石峪的景观。半个多世纪以前,东生的通讯就写出了其重要性。

          许多老人过去也反对种树,说什么“千年松,万年柏,栽这有啥用!”可如今,看!30万棵冬夏常青的松柏,像两块绿色的地毯,覆盖在东山和西山之巅。沙石峪不再是满眼土黄色了!

          对自然的尊重也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东生的通讯记载了沙石峪发展果树的故事。张贵顺曾经发动农民种果树,但是因为粮食减产,农民纷纷把果树砍掉,恢复粮食种植。接受了这个教训,张贵顺想,能不能到荒山种植果树,这样既不与粮食作物争地,也可以发展果树产业。但是,他要观察荒山能否长树。“秋天,开辟打谷场的时候,张贵顺偶然发现,一条一丈多长的老核桃树根长在石头缝里。又有一次,他发现赵明家的果树在大雨之后,土被冲跑了,树根裸露在外边,而树根也是长在石头缝里!于是,他首先说服了干部,然后又邀请群众到这棵树下开会,把那条一丈多长的树根也背来了。大伙议论纷纷,有人信,有人不信,不过都说可以试试。经过反复的讨论、周密的准备,支部决定:‘先难后易,向狼洼进军!’”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沙石峪的发展是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基础上实现的。我们看到,沙石峪并非简单地征服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尊重群众的基础上,重建了沙石峪的生态系统。水源、梯田、植树,把一个满山石头的村庄转变为一个充满绿色的生态系统。

          余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乡村充满了多样性,很难用一个模式去认识。沙石峪人作为中国当代的一个改造自然的典型,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开辟了梯田,发展了林果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样一个故事经常被作为“红色的叙事”,强调其“当代愚公”精神。这种精神在沙石峪“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在这样一个话语下,农民对改善生活的现实追求和在对自然进行大规模改造中的生态智慧却经常被忽视。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是农民的追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改革之前,一个贫穷山村要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要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他们所能依赖的是集体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沙石峪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支持的。如果说在战乱的年代,沙石峪的贫瘠为移居到此的农民提供了保护,而战争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使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激发出来,他们曾试图通过移民来改变生产生活条件。这个愿望破灭后,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政府在这个时期派出的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水源,从此他们的梦想有了实现的条件。不管是开发梯田、种植果树或发展运输业,都是他们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经济收入的手段。

          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沙石峪,必然要尊重农民,尊重自然规律。从当年东生的长篇通讯到我们的实地调查都可以发现,人们都提到“老书记倾听群众的意见,非常在意群众的反应”,在村庄规划中,考虑到要在山顶种植松树,在荒山种植果树。他们也不讳言,曾经办过几个小型企业,但是都失败了。在这里,因为历史上的贫穷,所以阶级斗争并不凸显,最大的政治是如何改变村庄的环境,让土地有更多、更好的产出。这与“宏大叙事”显然有很大区别。在东生的通讯中可以看到,不管是老书记或沙石峪的村民,所追求的理想就是“绿化荒山,梯田变果园”,在一个多石少土,缺少水资源的华北山区,建设一个绿色的家园。

         

          附录

          沙石峪小传

          这个冀北燕山深处的小山村名唤“沙石峪”,位于河北遵化市新店子镇。关于村名,当地人有两种读法。把字拆开,从前往后念,是“水少石头多,山上少谷子”;从后往前念,是“谷子堆成山,石少变水田”。一前一后,改天换地。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读法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乡亲们所亲历的变迁。

          解放前的1947年,这里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穷山沟,老百姓过着“野菜枣糠填肚皮,数九寒天没棉衣”的苦日子。1971年的纪录片《沙石峪》描绘了过去的场景:当地人要用水,需得往返走十几里路翻山越岭。山石上的土是瓢一块、碗一块,一亩地少则有八九块,多则八九十块,土中夹着沙石,深不过三四寸,下边就是青石板。

          沙石峪有多贫瘠?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抗战时期,沙石峪的山上只有一棵树,还是假树。它可以放倒,是村民的信号树。往哪个方向倒,就是告诉乡亲们:日本侵略者进村了,应该往哪个方向逃。在这样的山窝窝里刨食,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年年都得指望国家救济粮。

          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1956年,沙石峪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和村民商议:这么一辈辈熬着不是个法儿,得想个路子。愚公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给移走,咱为啥不行?沙石峪的老百姓就活该受穷?

          沙石峪人最终选择在北山坡上的青石板地做试验,移山造田、开石填涧。

          现在沙石峪村头有一块石碑,写的是:“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这最初的一亩地,就是当年沙石峪人一声吆喝一声锤,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给造出来的。

          为了加厚土层,沙石峪提出“社员外出不空手,每人都要带点土”的口号。短短十几天时间,青石板上一亩田被垫起了二尺半,村民挑土4600多担,总计行程1万多公里。76岁的村民李凤忠曾回忆说:“才一亩啊,可那真是不易啊!大步踏过田垄,不忍脚下粘走一粒土。”

          这最早的一亩田,实实在在点燃了老百姓的心火。凭着这股实干劲,沙石峪人再不靠国家救济,一代接一代,愣是在光秃秃的荒山上垫出了1200亩梯田,用钢钎打下了16眼深水井,用铁锤凿出了254米长的隧道……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带着外宾到沙石峪视察。在参观之后,周总理满心欢喜地说:“越是苦的地方,干劲越大”,“这里的条件比大寨还差。”“沙石峪改造成这个样,在中国还是少有的。”他赞誉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慕名前来参观学习,他们捧来本国的泥土汇成“万国田”,以特殊的形式致敬沙石峪人。

          1962年 6月 27日,原新华社记者东生的长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在《人民日报》刊出,沙石峪村闻名全国,并树立了“当代愚公”的形象。在一个石山区,依靠人类的力量,实现了对自然的改造。

          (新华社记者张典标整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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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王晓毅 张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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